江南体育平台

  28岁的易松龄因犯非法罪被判无期徒刑，涉及交易的为发射BB弹的。

  2.2018年，两高对涉枪争议案作出批复，明确对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案应从宽处理。

  3.然而，易松龄案发生在“历史时期”，其代理律师表示，当时降标文件并未广而告之，普通公众难以知晓。

  2025年1月，农历小年，四川省资阳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而在雁江区一户人家的团圆饭桌上，虽然亲朋会聚，氛围却异常压抑。

  2013年9月，当年28岁的易松龄，因犯非法罪被判无期徒刑。他买卖的，是发射BB弹的。在朴素的公众印象中，大多认为这是玩具枪或仿线年，公安部在涉枪鉴定工作中规定：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当枪口比动能不小于1.8焦耳/平方厘米（单位同下）就可以认定为。这比此前的16下调近9倍。认定标准的骤降，使得一些或玩具枪的关联人员陡然成为涉枪案主体，对他们的定罪量刑，曾几度引发广泛争议。

  2018年，两高对涉枪争议案作出批复。综合多位法律人的叙述，低比动能的定罪量刑大幅趋缓，很少再有无期判决。不过，2018年之前相关案件的量刑，虽有改判案例，但大多难以变更。

  易松龄被抓时，孩子尚未出生。十多年来，在围墙内外，易松龄夫妇不断上诉、申诉，盼望一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罗文文介绍，2011年7月，易松龄来到乐山为某快递公司开拓市场，彼时曹某霜与其女友居家运营了几家淘宝店铺卖玩具用品，是易松龄的重要客户。2012年初，易松龄为了稳定客户，应曹某霜的邀请，开始参与买卖的生意。

  对于合作始末，易曹二人说法不同。易松龄供述，当时曹某霜主动找到他，让他负责进货，曹负责卖货，自己从中每支赚二三十元的差价，进货的商家和运费均系曹某霜提供，自己属于协助买卖。

  而曹某霜交待，因其经营的玩具店，常有客户要买，自己为了规避网络上良莠不齐的卖家的行骗风险，所以让利易松龄，由易负责采购，自己只是易的下家，至于易的进货渠道何来，自己不得而知。

  2025年1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乐山市见到已经出狱的曹某霜，当提及此前易松龄因何参与买卖时，曹表示：“我怎么知道他为何需要卖枪。”

  “那天我们到了他（曹某霜）家之后，一进门就是满屋子便衣，看我们带着玩具枪来，他们就立马把易松龄给按住了，然后易松龄就说我们家里还有一些，让我带着警察去取。”罗文文回忆。

  随后，罗文文从属地派出所了解到，这些便衣是浙江省温州市的警方，他们利用互联网获取了买卖的信息，顺藤摸瓜找到了曹某霜，而易松龄去送货，“恰好送上门了”。

  当年4月底，易松龄、曹某霜及其女友被温州警方带离乐山，开启了漫长的涉案历程。当时刚满20岁、学历高中的罗文文，对于此事丝毫没有招架能力。“一连好几天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我们两家都是农村人，没什么人能帮忙。我身上也没有钱，肚子里还有小孩，一下子全都砸向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一方面，罗文文也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在她印象里，这就是玩具枪，子弹是塑料BB弹，有的外包装还写着年满14周岁可用，即便有问题，最多是行政处罚。然而事后她在网上查资料发现，有人因买卖玩具枪被判十年，看完之后她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发抖。

  为了帮助丈夫脱困，罗文文卖掉了易松龄名下的汽车和股票，在温州请了一名律师。而她则主要养胎待产，彼时胎儿还查有发育问题，“那时候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2013年9月18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易松龄明知涉案枪型物是还私自购买或者出售，危害公共安全，构成非法罪，因犯罪情节严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当时，产后的罗文文还在乐山那家快递公司上班，她记得获悉已被判无期的那天，自己强撑着回到家，一进门就瘫倒在地放声痛哭。

  “他鼓捣的玩具枪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满大街都是，这怎么就成了真枪呢？”乐山一名快递员指着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和弹丸图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画面中的枪型物被标记为枪玩具，子弹是几毫米直径的塑料弹丸。他早年与易松龄一起在乐山创业，曾见过易此前买卖的。

  司法鉴定的，并非简单参照枪型物的外形和子弹，而是根据公安部的标准。2010 年12月，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涉案性能鉴别判定工作规定》明确，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致伤力判据为枪口比动能≥1.8。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枪型物的比动能超过1.8时，就会被认定为。

  “所谓枪口比动能，专业上是指弹丸出膛后，在枪口附近测量的动能与弹丸横截面积的比值‌‌，可以简单理解为枪的威力，1.8的比动能打到人身上是个小红点，打到人眼睛上的致伤力跟扔一个粉笔头差不多。‌”知名军事专栏作家朱江明说。

  更早之前的2001年，公安部鉴定性能的方法是射击干燥松木板法。枪口比动能16是弹头嵌入松木板的临界值，在涉枪鉴定时这个临界值是认定的依据。“16的比动能打在人身上会破皮。”朱江明介绍。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获悉，易松龄持有的中被认定具有致伤力的70把，均高于新枪标低于旧枪标。

  降标最早始于2007年。彼时公安部发布《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放弃射击干燥松木板法，改用测定枪口比动能法。受访的法律人士均提及，当时要承办国际赛事，降标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公众安全。

  2010年，上述鉴定判据被正式作为涉案性能鉴别判定的工作规定，据此形成的鉴定意见，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金标准”。但受访的法律人士均表示，当时降标文件并未广而告之，仅作为公安部内部文件下达，普通公众难以知晓。

  广州律师周玉忠曾在2010年代理一起涉枪案件。“大家都不了解这一个标准的存在，我到处查都没找到，最后向公安部申请信息公开才看到文件。”周玉忠提供的公安部答复书证实了他的说法。

  “从易松龄的聊天记录上看，他应该认识到和玩具枪是有区别的，买卖这类枪或许涉行政违法，但绝不知道会触及刑法上的犯罪，因为他曾明确拒绝买卖，更加不用说与真枪等同的。”易松龄的代理人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公安部的枪标虽然只是一个规范文件，但关系到广泛公众的罪与非罪，应该按照立法的标准出台相关草案、征求社会意见，实施后要经过媒体广而告之，并且设立一定的过渡期才合理，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司法案件中。”

  有学者曾对降标后的涉枪案件做过统计，以2010年为基数，2016年的各类违反管理规定的犯罪案件增长了331倍，其中非法持有犯罪案件增长了1314倍。其中多个案例引发全民热议：如2015年四川小伙刘某蔚网购仿线年天津大妈赵某华持经营射击气球摊位被判三年六个月，等等。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王恩海表示，虽然法律规定了“不知法律不免罪”，但上述枪标的变化与朴素的公众认知相差太多，法院以此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不符合刑法保护被害人利益也保护被告人的原则。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易对于涉案具备致伤力有充分认识；易掌握进货渠道卖枪给曹，是曹的上家，不属于协助销售；一审判决从实际查扣和鉴定的来定罪量刑，已经属于就低认定。

  2014年1月，浙江省高院驳回易松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没有开庭审理，我们也没有请律师，家里也没钱，上诉状是易松龄自己写的。”罗文文说，那时候自己连易松龄为什么被判刑，比动能是什么都毫无概念，只是被动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一审判决之后，为便于定期到浙江省金华市探望易松龄，罗文文把11个月大的孩子交给了母亲，自己跑去杭州打工，几乎每隔一月就去探监。“我希望我们家起码在精神上是完整的。”

  易松龄在家书中写到，妻子的坚定打消了他要离婚的念头，也给了他坚持的勇气。在狱中服刑的易松龄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改造，通过努力在2016年就把无期徒刑减刑为有期徒刑21年。

  “每次我们见面大部分时候就是在谈案子，我什么都不懂，易松龄学习能力很强，人很勤奋，自己在监狱里学习然后再教我怎么做，比如怎么缴罚金、申诉、递材料，有时会在信里写好具体步骤。”罗文文说。

  罗文文介绍，2017年前后，易松龄在狱中看报纸时，关注到同类案件有改判情况，便萌生了申诉念头。2018年，罗向浙江省高院递交申诉状请求再审，希望有机会能够改判或者减刑，但于2019年被驳回。

  为夫奔走的过程中，罗文文遇到了很多境遇相似的人。“大家会分享很多相关的信息，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不放弃，大家会互相加油鼓劲。”

  70岁的福建人黄某已经出狱三年，他是坚持申诉者之一。“我年纪大了，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也让身体大不如前，坚持申诉就是想要一个公平，对自己的人生有个交待。”

  二十多年前，黄某经营一家玩具厂。2011年，警方在厂里查抄近两万支塑料玩具枪，其中6103支被认定为。次年，因非法制造、罪，黄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二审维持原判，申诉也被驳回。2022年末，黄某经过多次减刑获释。

  2024年10月，80后的河北人王某鹏也刚出狱，多年来第一次和家人过了团圆年。2016年，他因经营电子商务平台在香港代购23支仿线支经鉴定为，被法院认定犯走私武器罪、非法罪、非法持有罪，判处无期徒刑。

  在王某鹏父母多年坚持申诉下，2023年2月，河北省高院启动再审。2024年3月，王某鹏的刑期由无期改为十年六个月。改判并没有抚平王某鹏父母心中的褶皱，他们计划继续无罪申诉。

  2020年开始，罗文文全家凑钱再次请了律师，重启了申诉之路。“这几年我就是不停地在几个城市跑，除了去杭州的浙江省高院信访，还去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递材料，也给很多部门写了信。”

  中国管理法规定的，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在2010年以后的案庭审辩护环节，被告的代理人多以此为依据进行辩护，请求法院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判决。

  但是审判机关的判决依据，除了管理法，还按照《公安机关涉案性能鉴别判定工作规定》出具的鉴定报告，一般比动能超过1.8的涉案嫌疑人，就会参照刑法里的“真枪”概念进行定罪量刑。

  “一般涉及参照新枪标来认定和判决时，审判机关大多会以公安部是法律授权的主管全国管理工作的单位为由来表明判决的合法性，此外降标前的司法判例也是按照2001年的枪标，只不过那时候争议比较小。”周玉忠说。多位长年代理案的律师均做了类似表述。

  何兵认为，这里还有机械司法的问题，因为公安部有一定的标准在，法院不考虑真实的情况，机械地按照这一个标准判案，起码可以保障自己依法依规办案了。另外，司法体系内的整顿，往往是严查既往轻判的案例，重判案件法院事后的风险比较低。

  令涉案关联人难以接受的还有同案不同判问题。比如，上述刘某蔚网购20支被判无期，亦有玩具枪老板被认定生产数千把，量刑十四年。“同样的案子，枪多的判得更轻，我们没办法消化为何会这样。”一名涉枪案刑释人员说。

  判决争议已经引发了法律人士的反思。新版枪标的核心草拟人季峻此前曾公开表示，公安部有关标准的制定是依法依规、集体研究的结果，不过该标准主要鉴定判别是不是具有致伤力，致伤和判刑是两码事，在量刑时应该根据具体案情，适当处理，不可量刑过重。

  2016年，浙江省高院的一名法官曾撰文呼吁，司法机关根据较低的认定标准定罪科刑，使得一些毫无犯罪意图或涉轻微违法的小商贩、个人爱好者等，以非法罪或走私武器罪被判处重刑，这种无罪判罪、轻罪重判以及同案不同判的做法使当事人及亲属深感司法的严酷与不公，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首批全国管理专家吕晓森等人在2023年发表的文献中也指出，法官应当秉承司法良知有效区分刑罚和行政处罚，避免玩具枪入刑现象再次发生，以维护法律尊严。

  为解决涉枪案争议，早在2018年初，两高就发布《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明确：对于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案，应当重点打击以牟利、实施其他犯罪为目的，或涉案易于改装提升致伤力，行为人有前科情节等情形综合评估，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上解释：对于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案，在定罪量刑时，不应唯数量论，应当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对于以收藏、娱乐为目的，涉案致伤力极低，主观上难以认识到系，行为人初犯、偶犯等情形的，应当从宽。

  受访的法律人士均表示，《批复》实施后，各地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都出现了明显的轻罪化、无罪化处理趋势，争议案件大幅降低。

  为贯彻《批复》精神，随后浙江省司法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刑事案件的会议纪要》，进一步细化了量刑尺度：原则上对枪口比动能1.8-5.4的涉枪案件进行行政处罚或不起诉，5.4-10.8的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10.8-16的适用缓刑处理。

  “按照两高批复和浙江省的会议纪要，易松龄是初犯，没有证据说明可改造，另外主动配合办案人员交待情况，涉案的比动能都比较小。”易松龄的代理人说。

  但在实操层面，改判绝非易事。代理多起涉枪案的浙江律师卢方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高批复中并未对批复前的案件处理作出指示，司法界默认新批复不适用于此前已生效判决，“两高的批复实际上并不会对2018年之前的案件有什么影响”。

  “‘历史时期’的案件是能够最终靠再审改判的，但一般法院都缺乏改判动力，因为改判相当于纠正错案，一个错案往往牵涉审判体系内的很多人，法院会面临体系内外的多重压力。”何兵透露。

  事实上，亦有部分之前生效的案的无期判决在两高批复后改判。比如，上述刘某蔚于2018年改判为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2015年被判无期的湖南达某磊，于2018年改判为七年六个月；2016年被判无期的河北王某鹏于2024年改判为十年六个月。

  “大部分产生改判的案例，一般都要有坚强的被告人、坚强的家属、具备职业精神的律师和有良知的法官检察官，这四个要素齐备，才有机会博得一个当事人想要的结果。”王恩海分析，个人在法律层面可走的途径就是申请再审。

  丈夫缺席的这十三年，罗文文用一种朴素的坚持把全家人的心拴在了一起，但她仍会不自觉地责备自己，认为事发时自己太过年轻懵懂，读书不多，对易松龄案了解得不够，以至于错过了“二审改判的黄金期”。

  2023年12月，易松龄服刑的监狱组织了一次亲情帮教活动，服刑人能与亲人隔桌会面。罗文文说，11岁的儿子第一次被爸爸像小婴儿那样横抱着，两个人还手拉手去了洗手间。回来路上，一向很少主动提起爸爸的儿子突然说：妈妈，我想爸爸了。

  2023年中旬，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终于接收了罗文文提交的案件材料，此后罗文文几乎每个月都去南京询问进展，虽然收到的回复大多是还要等，但是她仍觉得有一丝希望，“我会一直去找，一直申诉，直到易松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