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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作者在本公众号刊登的文章，因为内容与作者自己公众号关联性较低，因此在我这个什么都能登的公众号上发布~

  “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及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

  开题的这段誓词，出自于纳粹德国国防军自1934年开始使用的宣誓誓词，也被俗称为“元首誓词”。而当这些国防军官兵，手举三指（意为奉靠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开腔宣读出“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这样的字眼时，方才能意识到，这支纳粹政权下的武装部队，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基督教色彩。

  这抹色彩虽不说浓厚，但也只能说是至少存在过。因为，用今日无宗教信仰或非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普遍视角去看待纳粹德国，似乎会觉得这样一个极端敌犹太，甚至是奉信神秘主义的国家，仍然在作为国家机器的武装部队中遵从基督教信条，似乎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然，本文展开的内容，并不是宗教信仰，因此不过多赘述纳粹德国时期，其错综复杂的基督教意识形态问题和其教会在整个时代浪潮中的内外矛盾。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基督教新教一支中，路德宗的“马丁·路德反犹主义”。相关的拓展读物，能够尝试去阅读一下美国作者欧文·路茨尔所著的《希特勒的十字架》这本书，国内由团结出版社翻译并出版。

  和诸多具有深厚基督教历史的欧洲国家一样，德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及新教各宗派）信徒群体是相当庞大的。根据1933年纳粹党上台时的宗教普查统计显示，其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及新教各宗派）信徒群体达全人口的95.2％，哪怕是纳粹对于天主教和各类新教宗派团体打压约束数年后的1939年，这一个数字依旧保持在9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的这一代德国青壮年中，甚至有超过8成的兵役适龄人群自幼是接受过洗礼的。

  面对这个既定事实，纳粹德国国防军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武装部队一样，在军队内依旧设立了为由宗教信仰的兵员提供宗教帮助的“随军教职”。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保留”，倒不如说是结合时代环境的另起炉灶。

  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随军教职规模是在是过于渺小，偌大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在战时存在的罗马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及其各宗派）随军教职不到千人，甚至还不到一战时期的四分之一。

  德国国防军陆军及海军，先后在1935年和1936年根据《陆军第35号行政命令HV.35》和《海军第36号行政命令MV.36》，开始明确设立属于自身个人军种架构下的四种随军教职人员。分别为：

  德国国防军陆军及海军的随军教职体系相仿，前两者分别为带有军籍的随军教职，跟随各自所配属部队奔走。后两者属于部队按照驻地就近，采用全职、兼职雇佣形势招纳的民间教会教职人员。

  但在1937年5月，德国国防军陆、海军均取缔了后两者民间教会雇员形式，只允许带有军籍的随军教职在军队中存在。

  而这一作法也恰恰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纳粹党执政期间，整个德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及新教各宗派）教会所面临窘境。正如前文所提，纳粹执政后对于各类基督教新老教会的约束打压，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一名基督教教职人员所面临的审核机制相当严苛，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欧洲战事的步步推进至中后期，德国国防军内的“随军教职”系统可能就是当时德国基督教教职系统的绝大多数人群。

  另外，在其之上，纳粹德国从1933年开始也同时设立有“战地主教”（Feldbischof）一职，并设罗马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及其各宗派）两席，统管陆军及海军随军教职系统的行政及教务事工。至纳粹政权崩塌的十二年间，纳粹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系统共存在过三位“战地主教”。

  其中负责基督教（即新教及其各宗派）随军教职的“战地主教”有两任，自1933年11月起，由路德宗的Erich Schlegel主教担任，至1934年3月荣休。后由福音宗的Franz Dohrmann主教接任，直至1945年4月辞职。

  而由于在纳粹执政前期，纳粹德国当局与梵蒂冈在1933年7月签订有《政教协定》（Reichskonkordat），受到其协定约束，罗马天主教任内教职人员及信徒，在参加政治和服兵役等情况上都有所限制，并且依旧对德国各教区主教的祝圣和相关罗马天主教教职人员的任免保留有“一把抓”的权力。

  然而事实上，随着纳粹德国国家机器的持续加速运作，兵役范围的迅速扩大，悍然违背与教廷的相关协定。并由纳粹德国当局，于1938年，任命了Franz Justus Rarkowski主教担任负责罗马天主教随军教职的“战地主教”职务，直至1945年2月，由于个人身体原因被迫辞职。

  ■德国国防军战地主教（罗马天主教）Franz Justus Rarkowski主教在战时会见其他随军教职同工

  其中负责基督教（即新教及其各宗派）随军教职的“战地主教”有两任，自1933年11月起，由路德宗的Erich Schlegel主教担任，至1934年3月荣休。后由福音宗的Franz Dohrmann主教接任，直至1945年4月辞职。

  除了同时期存在两位“战地主教”统管陆海军罗马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及其各宗派）教务事工外。相对于海军自身的随军教职人员架构内，最顶端只设“海军执事”（Marinedekan）一职，协助“战地主教”管理海军随军教职人员的教务事工。从1938年设立“海军执事”职务后至1945年战败，仅有Friedrich August Ronneberger一人。

  对于成为德国国防军陆、海军随军教职的人员，均采用“紫罗兰”色兵种色，且不具备实质的军阶。并且在檐帽或是野战帽上的“鹰徽”下添加十字架缀饰，以明确“随军教职”的兵种特殊性。“战地主教”和“海军执事”的兵种标识使用金色金属丝，这些特征在陆海军中形成了一致的共识。

  而至于帽饰用十字架、“胸前十字架”以及仪式用“圣带”，实际上并无明确“官方样式”的限制，通常情况是随军教职沿用自己母教会所采用的式样，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很多随军教职自己所使用的圣袍以及圣餐器具上，均属于个人都能视情况拿捏决定的私人物品。

  ■为数不多的的德军随军教职上色照片，镜头前的人物是当时配属在东线步兵师的Alois Beck神父。由于身处前线，随军教职人员被劝告摘除配帽上的十字架配饰，并且尽可能将胸前十字架收纳在衣襟之内

  当然，之前国内外也有很多考证是说，是否能通过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人员所佩戴的“胸前十字架”是否存在“耶稣苦像”，来辨别其来自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及其各宗派）？

  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完全对，因为这种常识观念中的十字架辨认法，只适用于我国或海外一些基督教新老教会关系极其分明的地区，却不适用于像德国这种带有浓厚传统基督教渊源且历经过宗教改革的欧洲国家，譬如路德宗、圣公宗这样的基督教新教宗派，都存在有亲近罗马天主教信条、崇拜礼仪和神学观念的“高教会派”，即使是作为基督教新教宗派存在，也依旧会有使用“耶稣苦像”十字架的行为。（前文所说到的Erich Schlegel主教的照片中，就能发现这个细节）

  因此，如果仅凭胸前十字架样式，而没有明确照片描述一些随军教职教会背景或是崇拜仪式用词用语，是难以辨别一名国防军随军教职到底属于罗马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及其各宗派）的。

  ■（左）德国国防军陆军基督教（新教新教及其各宗派）随军教职兵种领章；（右）德国国防军陆军天主教随军教职兵种领章

  其中，德国国防军陆军随军教职中，能够最终靠兵种领章样式进行辨别，德国国防军陆军基督教（新教新教及其各宗派）随军教职的兵种领章仅有罗马柱内镶嵌有“紫罗兰”色兵种色，底板采取普通的深绿色底板；而德国国防军陆军天主教随军教职兵种领章，除了罗马柱镶嵌“紫罗兰”色兵种色外，所采用的底板也是紫罗兰色底板。但通常情况下，未上色的黑白照片并不容易辨别这一细节。

  另外，由于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人员作为非战斗人员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同样会佩戴较为醒目的标志物作为标识，因此沿用了一战时期德国随军教职人员所佩戴的紫色环带红十字标识臂带款式。

  后期随着德军前线月下发的《战地手册H. Dv .373》指示，要求德军随军教职人员必要可佩戴手枪自卫，但或由于随军教职几乎绝大多数时间远离战线，因而鲜有历史照片能佐证这一命令是否真正落实到了实际。

  正如其它许多军队内设有随军教职人员的国家一样，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人员无非就是为有宗教信仰的官兵提供弥撒或日常礼拜、主持葬礼这样的传统崇拜礼仪。

  绝大多数时间，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人员是以“非战斗人员”的形式驻留在野战医院，协助医务单位做伤病患的照料安抚工作，包括提供临终关怀祷告。

  另一主要工作则是帮助收集阵亡兵员的身份信息牌，以协助各部队指挥官记录阵亡兵员具体信息和撰写讣文信件返乡，这一点在东线战场上体现到极致，譬如德军第6军团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后，这项工作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由随军教职在执行，在同时期的一系列回忆录中也经常会被提到。

  ■一名陆军随军教职在战地医院慰问伤员，或是在帮助其填写信件，或是在帮助记录伤病员个人情况

  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虽没实际存在的军衔或是指挥权，但享有与国防军上尉或少校相当的待遇，另会配属个人专属的行政车辆和一名司机兼任个人助理。

  ■第251步兵师的Ernst Ufer牧师，镜头后方正在布置简易祭台的士兵可能是他的司机兼个人助理

  与陆军随军教职人员相比，德国国防军海军随军教职人员的工作就相对来说没那么的繁重，除了少数大型舰船能够保留随军教职跟船外，国防军海军随军教职通常更多在岸上进行其宗教事务分内的事工。

  而像U艇部队和小型舰艇肯定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们随舰，所以海军随军教职还负责“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负责采购以保证海上作战部队有满足需求携带出海的宗教类读物。

  正如笔者之前所讲的，二战战时的德国武装部队随军教职人员规模是极为有限的，更不要说之后战事告急，等着下葬的尸骸排着队。所以在真实的情况中，在普通官兵中抽选“人才”临时凑合兼职“教职”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类用来凑合上阵的“人才”通常会是官兵中比较有信仰基础的平信徒，甚至是战前接受过一定神学教育的神学生，以及战前在教会服侍过的义工或民间教职。后者这类情况，在纳粹德国早期享受一定免服兵役的待遇，但都在1938年后都被要求应征入伍。

  ■一名佩戴圣带手捧圣经的德军士兵正主礼战友的追思礼拜，显然他并不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国防军随军教职，而是一名普通的作战兵员

  那些战前已经在民间教会担任教职的人员，更多会因为一系列后续持续收紧的审核制度，不便继续担任民间教会教职人员，或未满足成为国防军随军教职的要求，而选择离开教会，成为国防军作战兵员的一份子。其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隆美尔在北非作战时期，麾下的Wilhelm Georg Bach少校（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正属于这种情况，他在战前就是一名路德宗教会的牧师。

  ■战时德国国防军海军阵亡官兵的葬礼仪式，由陆军随军教职人员主礼的情况非常常见

  读到这里，笔者觉得肯定有读者朋友会问，那么德国空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宗教服务是如何的？

  答案是，这二者的“随军教职”官方层面上的不存在。哪怕赫尔曼·戈林承认是一个新教路德宗信徒，德国空军也不存在属于自身个人军种的随军教职。而当德国空军官兵需要时，通常则会就近找陆军驻地单位抽调，或是前文所说到的“矬子里拔大个”找人来顶的办法自行解决。

  ■两组德国空军内进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的照片，镜头里主礼仪式的军官和士官可能在战前有过一定教会侍奉的经历，来充当“随军教职”的临时岗位需求

  而至于武装党卫军，由于其总体思想受到高度管制，在军中盛行的各类思想实质上是与基督教信条相矛盾的，安排专属的“随军教职”人员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这话也不是给说绝对了，在战争中后期，武装党卫军外籍志愿兵部队中依然或多或少保留有自己的基督教“随军教职”人员存在。

  ■1943年，武装党卫军芬兰志愿营营属随军教职Kalervo Kurkiala主礼葬礼仪式

  有关于仆从军以及外籍志愿兵部队的“随军教职”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故事了，额外独立形成各自的制度体系，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当我们今天透过二战时期德国国防军的随军教职系统，这一特殊视角来以小见大，也不难感受到当时整个纳粹德国社会所充斥的矛盾宗教环境和尴尬的基督教教会生存状况，相比于同期的其它欧美国家武装部队，德国国防军随军教职更像是一个象征性存在的群体。

  从精神层面上来评价，对于当时德军普通官兵以及军眷来说，国防军的随军教职确实能为他们提供到些许慰藉。但无疑，纳粹德国国防军的随军教职同时也充当了整个纳粹宣传机器的排头兵，只不过在这里换上了宗教的皮囊，煽动随军教职人员大肆宣扬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在日常讲道中输出错误价值观。（这一点在1995年版的德国电影《斯大林格勒》中亦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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