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中国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的缔造者——仰韶文化彩陶的直接继承者，也是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放眼中国之外，整个史前时代，在欧亚大陆的中纬度区域，曾经横亘了一条近1万公里的彩陶文化带,其中就包括两河流域和希腊半岛。

  彩陶，是指一次性烧成的在表面绘彩的陶器。技术上，它是对素面陶技术的革新。为了彩陶的出现，人类摸索了近2万年。当我们以彩陶视角来重新审视欧亚历史，便会发现，彩陶文化闪烁的独特光芒，深深地影响着这片区域的人类文化与生活。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位处西亚的中心地带。早在5000年之前，这里就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苏美尔文明。而在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这一地区同样也为世界创造了珍贵的物质文化——彩陶。

  彩陶可以说是构成两河流域史前文明的标志性景观。它大约从公元前7000年慢慢的出现，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历经哈苏纳（Hassuna）文化、萨马拉（Samarra）文化、哈拉夫（Halaf）文化和欧贝德（Ubaid）文化四个时期，中间未曾断裂，完整见证了该地区早期社会的崛起与壮大。有趣的是，就在众多精美器物纷纷出土的今天，彩陶依然被当作判定两河流域考古年代的标准器物。

  从主题上看，两河流域彩陶几何纹饰种类很多，线条多为直笔，以单元重复或二方连续构成图案整体。其中网纹主题似乎最受制陶工匠们的青睐，贯穿整个彩陶文化期。学者们推测，这一纹饰的出现是模仿了当地特有的篮子编织形态。几何纹之外，动物、植物主题也有不少。在哈苏纳和萨马拉文化的陶碗中，都能够正常的看到四只山羊围成一圈的造型，它们互相追逐，构成一个圆形结构。在哈拉夫文化的陶碗中，能看到在一棵大树的四周，错落着几栋多层尖顶房屋，房顶上站满了一排鸟，场景宏大，生气十足。欧贝德文化陶罐上也能看到棕榈叶和山羊形象。事实上，山羊、大树、房屋，全都具备当地的特征。与我们今天的认知完全不同，考古证据显示，史前时期两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凉爽，河边的山坡上还间或覆盖着草地，植物丰富，山羊、鹿、野猪比比皆是。大约在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9500—8500年）这里就出现了农业，人们不仅开始栽种大麦、小麦，也驯化了山羊、绵羊。可以确信，两河流域的史前彩陶就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纵观两河流域三千年彩陶史，对创造秩序的热衷似乎是彩陶发展中的永恒主题。这在哈拉夫文化彩陶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因为它代表了整个两河流域彩陶的巅峰。

  一件出土于伊拉克阿尔帕契亚遗址的盘，其中心绘制了一朵包含32片花瓣的玫瑰花结图案。整个图案其实是由一片花瓣连续有序地重复而形成的，重复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节奏感，那便是对称。对称性并非人为创造，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自然事物中包含着对称，一片树叶、花朵和蝴蝶就能够显示出对称。另外，就人的视觉感知来说，最初知觉到的也是对称。

  玫瑰花结图案显示的对称属于旋转性对称。但从不同位置观察花瓣图案的对称性结构，还不难发现整体旋转可进一步分解为局部的多种对称结构组合，既包括镜面对称，也包括旋转对称，除此之外还包括对角线对称。视知觉实验表明，从垂直方向偏离很大的对角线轴的对称性是最难感知的。从玫瑰花结图案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对称的中心点事实上有所偏离，处于对角线对称的两片叶子也并不是一样大。这说明玫瑰花结图案不单单是在模仿自然，还显示出关于完美对称形态的进一步探索。

  另外一件牛角纹碗同样能够佐证哈拉夫文化热衷创造秩序。这只碗的中心绘制了四只牛角，同样也是遵循旋转对称原则。牛角是两河流域彩陶纹饰的一大主题。从考古发现看，彩陶上的牛角纹源自牛头，它本身存在一个从写实向程式化风格演变的过程：最初，牛头形象完全写实，头、耳、角都被描绘出来；接着，头部其他细节开始简化，以强化头部轮廓的规则和对称；随后，头部和角也开始变得抽象，直接变成简单的直线和曲线图案，而牛头的其他细节全部消失；最后，程式化的牛角定型，牛角彻底改变现实中的直立形态，可以旋转为水平状态。对它以镜像对称设计两两配对，便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封闭环形图案。这种变化，显示出工匠从自然原型中提炼各种几何变体并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纹饰符号的卓越能力。

  两河流域彩陶这种关于对称的探索，也可在与马家窑彩陶旋纹的相似性对比中看得更加清楚。

  旋纹是马家窑彩陶中的代表性纹饰，最早出现在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中。旋纹多以圆（实心圆点或空心圆形）为构图中心，这与玫瑰花结所有花瓣围绕实心圆点展开完全一致。

  马家窑彩陶也有在器物内部绘制的旋纹，造型方式有两种：一是围绕一个圆心绘制三组由弧线构成的三角形图案，呈现出三个三角形围绕圆心的视觉效果；二是由一个圆心向外发射三组S形旋线，呈现出三组S线围绕圆心旋转的视觉效果。

  无论是三角形环绕还是S射线旋转都是对称的，这与玫瑰花结异曲同工。不过，它们实现的原理并不一致。三角形环绕，是以三点定位法制造出来的，也就是以圆为对称中心，定出可以将圆周三等分的三个点，然后用弧线在三个点之间分别联结成三角形图案。S线旋转，则是以碗底中心为圆心，同时将碗壁所在的圆作三等分，并以三等分点各为圆心作圆。然后用S旋线将碗底圆心和碗壁三个圆心连接起来。从正上方看，S型旋纹像是在平面上铺开，但其实就是一种立体发散图案。玫瑰花结构成的旋转，则是依赖固定不变的花瓣纹自身的节奏重复来显示运动性。

  因此，在对称风格上，两河流域彩陶还是和马家窑彩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河流域彩陶是在固定图案的重复中显示旋转，可谓静中显动。旋纹则是依赖弧线自身的张力，再加上它指向不同方向的延伸性来显示对称，可谓动中取静。两种对称风格虽然有差异，但就它们都是在秩序探索上呈现的独特性这点来看，二者是相似的。

  总之，对技术的不懈坚持与追求，成就了两河流域彩陶光彩夺目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培养出当地先民探察世界的独特眼光。他们用彩陶来表达自己对秩序的理解，探索着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希腊被认为是最适合生产陶器的区域，因为它盛产黏土。这里的彩陶生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位于色萨利区的塞斯克洛（Sesklo）聚落，是目前希腊所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制作遗址。考古发掘显示，这个聚落从新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中期一直都有人居住。同时这里也是希腊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域之一，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就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和扁豆。

  塞斯克洛的彩陶类型很丰富，从陶塑小雕像到盆、碗、水壶等一应俱全。陶塑小雕像数量很多，大多刻画的是怀孕女性形象，表明生育崇拜在当时很流行。这些小雕像中有一件属于新石器晚期，特别引人注目，它记录了一个母亲的哺乳瞬间。母亲坐在凳子上，抱着婴儿，婴儿正在将头埋进母亲怀里。整个雕像由红陶制成，母亲和孩子紧紧相拥，两人身上均绘满棕色的三角纹，很明显是强化他们密不可分的整体特征，技术极为精湛。这一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当时生育崇拜观念的具体展示：不仅怀孕很重要，对后代的哺育更要相当用心，因为生命之间的延续是神圣的。

  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希腊进入爱琴文明时期，克里特岛是这一文明的早期形态。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曾用浪漫的笔触描绘克里特岛令人难忘的风光：“有一个地方名叫克里特，在葡萄紫的海水中央，地方美好肥沃，四周被水环绕。”1900年，英国的亚瑟·埃文斯来到克里特岛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克诺索斯（Knossos）遗址，揭示了这一非凡的古代文明。克诺索斯，是古老的米诺斯王国的中心，也是当时的彩陶制作中心，人们正是在米诺斯王国的宫殿中发现了制陶作坊。

  克里特岛是地中海第五大岛，这里的先民热爱海洋，海洋赐予他们丰富的食物和海上贸易天赋。对海洋的情有独钟同样也反映在彩陶创作上。克里特人从海洋中汲取灵感，将各种海洋生物如海绵、珊瑚、章鱼等形象搬到了彩陶上，开创了独特的海洋风格纹饰。在研究者们看来，这代表了爱琴海史前陶器艺术的巅峰。

  在众多的海洋风格彩陶中，一件绘有章鱼图案的朝圣者瓶尤为精彩。整个瓶身表面呈浅米色（这是克里特陶器的代表色），瓶身的两面各绘有一只章鱼，它蜿蜒的8条腕足向不同方向延展，铺满瓶身的主体部分。瓶身剩下的空白区域则用漂浮的珊瑚和其他海洋生物填充。视觉上，章鱼呈对角线游动，腕足虽然向四面延展但并不杂乱，而是于动态中保持视觉平衡，这种线条结构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模仿了海水本身的流动性，而视觉平衡的中心点正是章鱼的双眼。章鱼的双眼此时正向前方凝视，仿佛一直在探察这样一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古希腊真正让世人熟知的时代是古典时期（公元前6世纪晚期—公元前4世纪）。这一时期哲学兴盛、艺术发达，《理想国》、三大悲剧、《掷铁饼者》等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世界其他区域文明进入青铜时代后，彩陶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古希腊进入古典时期后，彩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繁荣，形成了独特的彩陶装饰画（瓶画）艺术。这一时期的彩陶艺术发展出了两种全新技法：红底黑绘和黑底红绘。伴随这两种技法的发明，各类场景得以逼真地反映出来。神话、现实中的人物都被搬了上来，祭祀、饮酒、宴会、竞赛、健身，无所不包。这些画面生动异常，就连情感也能表现出来。

  卢浮宫收藏的一件双耳喷口杯（公元前5世纪中期），展现了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他站在画面的正中间，他的脚没有站在地线上，并且所有人都环绕着他，这是暗示空间深度的尝试。战士们或坐或躺，形态各异，不同人物在不同水平线上，远不同于此前陶器纹饰上人物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的构图。这里，一些人物置于前景，一些置于背景，只有赫拉克勒斯是在中心，这就在纵深的基础上制造了环绕效果。

  事实上，这种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空间的技术，正是古希腊瓶画在世界彩陶艺术中独一无二的标志。

  从塞斯克洛到古典时期的彩陶演变，无不显现出古希腊人对现实世界中生命活力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女性小雕像展现出的对人类生命繁衍的重视，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的起点。

  马家窑彩陶中的女性形象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柳湾墓地发现的女性人像浮雕彩陶壶。这个陶壶是小口鼓腹造型，所有纹饰均用黑彩在红陶上绘制，这一做法与古希腊彩陶在红陶上绘彩的方式倒是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古希腊女性小雕像是直接雕刻而成，柳湾的女性人像则是在陶壶外壁上捏塑的浮雕形象；古希腊小雕像表现的是一个写实母亲形象，遍布全身的棕色三角纹是用来装饰的，柳湾人像则将彩绘的蛙纹与浮雕人像结合，共同组成一个并非完全写实的蛙形人，塑造了一个大地母神的形象。二者在对生命的重视方面是相似的，但是功能上，一个表达的是对真实的生活中人类生命延续的关注，另外一个则是表达对自然女神的敬畏。

  这种相似性中蕴藏的本质差异足以证明，古希腊关注生命活力的彩陶风格，是世界彩陶艺术中的独特存在。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科学的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秩序化活动。”玫瑰花结和牛头纹饰的演变，已经表现出两河流域文明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在这一层面上将彩陶视为人类最早探索科学的试验场无可厚非。

  彩陶不仅联通科学，作为史前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创造，它还诉说着史前人类对于世界更丰富的认知。

  彩陶记录人类所生活的世界，从动物、植物这类自然主题到人类生活场景，都是彩陶关注的中心。彩陶也表达信仰，无论是女性小雕像还是牛角纹饰，都表达出人类对生育的格外的重视。彩陶也生产知识，玫瑰花结和牛头纹饰演变中的秩序，彩陶上栩栩如生的海洋动物形象，都是对自然世界的深刻认知。彩陶还表露心性，哈拉夫文化先民创造完美对称图案时的坚韧与执着，古希腊人热爱生活的生命激情，都在彩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彩陶还孕育神话，希腊和苏美尔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如雅典娜和恩利尔）都能在彩陶中找到渊源。

  很明显，就像今天人类是用文字记载全部文化与知识一样，有理由相信，在文字尚未发明的史前时代，彩陶也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即人类最初是用艺术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因此，将彩陶称之为“史前文字”并不为过。

  彩陶不约而同地在世界各地史前文明中出现，表明了彼此间的相似性。造成这一有趣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考古学家确认，农业的出现是彩陶出现的最终的原因。巧的是，无论两河流域、古希腊还是中国，彩陶上最早出现的，几乎都是单纯的几何纹、动物纹纹饰类型。

  但每个区域彩陶文化的形成都有独属自身的历史渊源。一是农业形态不同。两河流域彩陶的出现，与依赖灌溉的旱作农业密不可分；古希腊塞斯克洛彩陶，与小麦种植息息相关；中国彩陶，则与稻作和粟作农业紧密关联。二是产生时间不同。两河流域彩陶产生于公元前7000年前，古希腊彩陶产生于公元前6000年前，中国彩陶同样也产生于公元前7000年前。

  数千年的彩陶史证明，各区域彩陶最终又都显示出相互区别的发展脉络与风格。两河流域彩陶，在几何纹、动物纹之后，走上了几何纹与植物、动物纹样互相融合的图案化发展之路，并最终形成点线面交错的华丽风格；古希腊彩陶，先是发展成克里特时期海洋风格动植物写实纹样，随后在经历短暂的几何纹样复归之后，最终在古典时期定型为具有完整情节、以人物和动物为主的惟妙惟肖写实风格；中国彩陶，则开创了几何纹与动物纹双线并行的局面。一方面，仰韶文化几何纹样不断丰富，出现了S纹、X纹、同心圆等纹样；到了马家窑文化，又逐步发展为各类线形几何纹和图形几何纹。另一方面，仰韶文化中，动物组合纹样慢慢的出现，特别是鱼鸟组合纹样增多，并逐渐抽象化，简化为弧线或圆点与弧线的组合；到了马家窑文化，又出现了蛙形人纹。与此同时，仰韶文化中原来的单独动物纹样也向抽象化风格演变。鸟纹由写实走向抽象，演化成单纯的圆点弧边三角形和弧线加点的组合形式；到了马家窑文化，鸟纹又进一步演化为螺旋线状，风格更奔放。

  正是环境与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世界彩陶文化异彩纷呈的风格形态。彩陶作为物质符号，意义不亚于文字的发明，它是一个记忆之场。在这里，借助纹饰图像，先民得以展示对世界的多样观察与理解，创造多元文化，记录历史与生活，表达情感与审美品位。而今天，人类亦可循此穿越时空，返回文化现场，回望并触摸历史的温度，同时在文化传承中发掘、创造与传统联系的新形式。